原创

那就别和我计较了嘛!我有多喜欢你,

观一叶而知秋。清政府在对无线电报的安排只是一些小小的历史细节,却并非无关宏旨。从其中的细微处,我们可以揣摩到,电报已经从一头国人眼中避之不及的洪水猛兽,逐渐变成了与军事、政治生活密不可分的一件利器。
电报这个小小的发明,在这个绵延几千年的国度已经开始渐渐发酵了。
世人皆知,洋务运动在清朝中央的倡导者是恭亲王奕䜣,而在地方官员的代表人物则是李鸿章。也正因此,行六的奕䜣被保守派骂作“鬼子六”,而行二的李鸿章,则被讥讽为“李二先生是汉奸”。不管是汉奸也罢,还是洋务领袖也罢,也不管是出自公心还是私意,李鸿章在发展“洋务”方面,的确还是不遗余力的。
经过反复谈判磋商,大北公司终于答应卖给胡雪岩一批电线和器材,但又拖了整整一个月才姗姗运到。心急火燎的胡雪岩立刻安排开始安装,但工程开始没多久,胡雪岩就发现这批器材的质量根本不过关,工程被迫立刻停工。
在建立电报总局的同时,盛宣怀还在天津开办电报学堂,聘请丹麦人博尔森和克利钦生为教师。一开始的时候,电报学堂是由电报总局这个企业负担其费用的。为了提高学堂的政治地位,鼓励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盛宣怀提议学堂应由朝廷的名义开办,由朝廷提供办学经费。他对李鸿章说:“学生俟到局派事之后,薪水由本局开支,所有设立学堂经费系为国家造人才起见,应在军饷内开支,免在商本内归还”,也得到了李鸿章的首肯。这一举措,变电报学堂的性质由原来的民办为官办、私设为正式,吸引了更多的好苗子前来进修。后来,电报学堂还在上海等地开枝散叶,着实培养出了一批人才,比如曾设计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的广州起义烈士陆皓东、民国驻英公使刘玉麟都是从电报学堂毕业的。
1881年,盛宣怀家中有事,请假回南方。恰巧此时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清政府命在籍守制的李鸿章赴天津部署军事,李鸿章也急招盛宣怀销假回津。由于牵涉到中日两国在朝鲜利权的争夺,各国对此事都很关注。壬午兵变期间,由于现有的通讯方式效率太低,英、法、德、美各国纷纷要求清廷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还要求添设由上海至广东各口及宁波、福州、厦门、汕头的海线。
可怎么釜底抽薪,也是一门艺术。给的条件太低,人家不干;给的条件太高,自己又吃亏。最后想出办法的不是盛宣怀,也不是郑观应,却是一个本来与此事无关的曾纪泽。
介绍完了盛宣怀和胡雪岩围绕着电报展开的这一场龙争虎斗,我们掉回头来重新梳理一下盛宣怀在电报事业中的助力和重要地位。
执政府认定北大学生运动幕后肯定有人支使,理由很简单:“穷学生怎么可能负担得起通电费用!”可见通电之事,实在是烧钱的营生。
1793年,法国查佩兄弟俩在巴黎和里尔之间架设了一条230公里长的托架式信息线路。这两兄弟也是第一个使用“电报”这个词的人,但这时候的“电报”,还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电报相去甚远,只能传递一些极为简单的信号。
财政担负,直累民福,外债侵逼,尤伤国权,议案成立,特事严谨,众院赞可,宪尤著明;袁乃私立外约,断送盐税,换借外赀二千五百万镑,厉民害国,不经众院,暧昧挥霍,不事报闻,蔑视通宪,为逆已甚,其罪六也。国有元首,政俗式凭,行系国华,止为民范;袁乃知除异己,不自爱重,阴遣死士,狙杀国党领袖宋教仁,以元首资格,为谋杀凶犯,既辱国体,又诒外讥,国家威严,因以扫地,其罪七也。共和之国,建础为公,民意所在,亦曰神圣,百尔职司,义宜退听,国会初立,人民望治;袁恐政制严明,不获罔逞,乃私拨国帑,肥养爪牙,收买议员,笼络政客,用以陷辱国会,迷夺众情,使议政要区,化为捣乱之场,法案迁延,借作独裁之柄,其罪八也。元首登选,国有常经,揖让讴歌,盛德固尔,抑共和定疑,国宪崇废,悉于是觇,世法懔懔,斯为第一;袁于临时任满正式更选之际,鄙夫患失,至兵围国会,囚逼议员,使强选总统,以就己名,致元首尊官,成于劫夺,共和大宪,根本动摇,国是益以危疑,后进难乎为继,其罪九也。国民代表,职司立法,非还诉民意,毋得断阏;袁于总统既获,复虑旁掣,辜恩反噬,遽为枭獍,乃假托危词,罗织党狱,滥用行政权,私削议员资格,用以鸩杀国会,并吞立法部,使建国约法,由是推翻,元首生身,等于孽子,其罪十也。国家组织,法系严明,苟非选民,焉能造法?袁于戕杀国会之后,妄以私意召集官僚,开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冒称民意,更改约法,摹拟君主,独揽大权,使民国政制,荡然无存,澔澔新邦,悬为虚器,其罪十一也。民国肇造,本以图存,时风所迁,民强则兴,发挥群能,腾达众志,公私权利,宜获敬尊;袁乃倒行逆施,黜民崇吏,既吞立法,复尽灭各级地方议会,密布游探,诬扳党狱,良士俊民,任意捕杀,人民权利,全失保障,致群生股栗,海内寒心,毒吏得以横行,民业日以凋敝,民力壮盛,有如捕风,国势颓隤,益以卑下,其罪十二也。
不过他对付洋人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巴夏礼都被气得吐血,你雷诺算哪根葱?
两天后,在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支持下,由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上海道余联元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了《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东南互保”条约。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各省巡抚均派出代表参加仪式,各国对此条约都颇为赞赏,英国虽然由于未能达到独霸长江流域的目的,一直不愿签字,但是毕竟孤掌难鸣,也只有委委屈屈地默认了。
在这一年里,丹麦的电报房运转正常,已经成为了一个既成事实。弱国无外交,沈秉成无可奈何,至此已经无法管束制约。这个电报房后来搬到了中山东一路7号,那栋建筑就是如今外滩上的盘古银行大楼。
1832年,俄国外交官巴伦·许林格根据“通电导线附近的磁针会发生偏转”这一物理现象,设计出了磁针式的电报机,可以利用通电电流的强弱使磁针偏转不同的角度,再根据磁针的角度来表示不同的字母。在沙皇的授意下,俄国于1837年铺设了一条从冬宫到内阁之间的电报线路,以便沙皇陛下在外出游玩时也能处理公务,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条地下电报电缆线路。很遗憾的是许林格却在这条电报铺设前不久去世了,没有看到它的实现。不过,许林格在去世前在英国的一次旅行,却意外地促成第一条实用电报线路的出现,这却不能不叫人感慨命运的巧妙了。
清代诗歌都有个显著特点,就是严格遵循韵律规则。读全清诗的时候不难发现,那些诗写的一首比一首难看,但绝不出韵。这大概和乾嘉学派的严谨作风有一定关系。反正那些官员对韵部的熟悉程度,和现代人熟悉汉语拼音差不多。用韵部代替日期,他们一望字,便知是哪个韵部,自然知道是哪一天。

我已收到陛下7月19日来函,欣悉陛下认识到,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除了希望正义和公平之外别无他求这一事实。我们派军队到中国的目的,是从严重危险中营救美国公使馆,同时保护那些旅居中国并享有受条约和国际法保证之权利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已向贵国派遣军队的所有国家都公开了同样的目的。
李鸿章的这封电报通电全国后,东南各地督抚松了一口气,反正天塌下来有更高的顶着了。配合李鸿章的行动,盛宣怀接连给张之洞、刘坤一去了急电,提出了“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的具体措施。张、刘复电表示同意,“东南互保”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等到孙中山客套完了,邓廷铿又拽着他上了使馆二楼,去见另外一位广东籍随员李盛钟。过不多时,马格里假装走过来,说国内来了电报,密级很高,请邓廷铿亲自译出。邓又拽着孙中山上了三楼译电室,一步步引着他进入毂中。
到了三楼房间,邓廷铿把孙中山一把推进去,当即落锁。马格里在外面对孙中山说:“你不是姓陈,你金表里刻着孙文二字,肯定就是那个通缉犯。现在奉了龚公使的命令把你拘禁在这里,我们已经发电报到国内总署了,等到总署回电以后,才能把你放出来。”孙中山身陷囚囹,追悔莫及,还想跟邓廷铿套套近乎,问能不能允许他返回寓所拿些日用的东西,也被拒绝。
电报是个赚钱的行当,说是“金线”也不为过。各地督抚位高权重,自然不愿意把这个能生金蛋的鸡拱手交出。山东巡抚孙宝琦等人就上奏,反对将本省的分线交给邮传部管理。虽然最后在中央政府的压力下,“省电归部”政策得以执行,但是也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张学良在“东北易帜”的谈判期间,也曾派钱芥尘去南京跟蒋介石交换过密码本,既是为了联络方便,也是示以诚意。
最精彩的一段在这里:“孝定景皇后(隆裕)宁舍一姓之尊荣,不忍万民之涂炭……原谓试行共和之后,足以弭乱绥民,今共和已阅六年,而变乱相寻未已,仍以谕旨收回政柄,实与初旨相符。”
按照词典上的说法:电报(telegraph)是通信业务的一种,是最早使用电进行通信的方法。它利用电流(有线)或电磁波(无线)作载体,通过编码和相应的电处理技术实现人类远距离传输与交换信息的通信方式。
部里和各省有矛盾,尚书和侍郎之间有矛盾,下边的主管、职员又分成好几个派系,邮传部内部可谓山头林立,一潭水深不可测。邮传部存在的时间是1906年到1912年,短短6年时间,一把手换了13次,最短的一个任期不到半个月。好事的人甚至传言,邮传部的位子坐上去不吉利。这个当然是迷信的说法,其根本原因,还是内耗太消磨人了。第6任尚书、曾经做过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深知其中三昧,他曾经长叹道:“邮传部事难办在权限不一,即用人犹如此掣肘,况兼交涉更须与外务部合办,无怪历任尚书无久任者。”
换句话说,这一通电报打出去,就是7个一等勋章的年俸、4个议员的选票、600吨大米或者一家纺织厂子。如果一个科员想通电发表政见,得攒上两年工资不吃不喝。
邮传部的政治职能,大致相当于我国建国初期交通部和邮电部的合体(邮电部98年改名信息产业部,08年改称工业和信息化部,其政府职能亦随之有所变化),它的前身,就是我们屡次提到的,由盛宣怀主持开办的电报总局。
于是在10月10日,孙中山大摇大摆地走到中国驻伦敦使馆,迎头碰到了当时在英国学铸炮的一个学生宋芝田——此人后来官拜北洋陆军中将,是民国少有的几个以军工技术封将的人才——孙中山问他说使馆里有广东人没有。宋芝田说有个英文四等翻译官邓廷铿,是广东人。孙中山就走进去,找到邓廷铿,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两个人用粤语开始拉起家常来,十分亲热。邓廷铿是广东三水县人,其实两人在广州曾经见过一面,不过这都是后话,当时可谁也没想到。
陈宦一边顾念着袁氏大恩,一边还担心着自己今后的前途,左右为难。四川军旅庞杂,不是他自己想独立就能独立的。何况袁世凯虽然待自己不薄,北洋其他军阀却根本不买他的账,根本不把他算在北洋系内。即便是袁世凯,也对陈宦不放心,不仅在他身边安插眼线,还派曹锟入川,来监视他的动静。
不过他对付洋人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巴夏礼都被气得吐血,你雷诺算哪根葱?
孙中山一贯关注欧美时局,对这段历史知之甚详。他便对柯尔说:“你听过土耳其苏丹屠杀亚美尼亚人的事么?”柯尔点头,孙中山见他面露厌恶,知道这次算是赌对了,趁机说:“土耳其苏丹不喜欢基督徒,所以就对他们进行屠杀。其实我也是一样,我是中国的基督徒,希望能够在中国进行改革,可中国的皇帝敌视基督徒,所以指使爪牙来迫害我。你们同情亚美尼亚人,那么也应该同情境况相同的我才对。”
丁日昌冷笑,你雷诺不是想造成既成事实吗?那我就再给你“既成”一回!经商赢利我不行,暴力拆迁,嘿嘿,你不行。
小小的一个“马”字,一个老粗军阀的无知,却成了这一系列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虽然说这件事阴错阳差之间,实在只能让人无语了……
当然,也并非一味为了省钱而尽量减字。中法战争在台湾打的最激烈的时候,张之洞一日之内三电李鸿章,每封都在数百字,详述战况,以免贻误战机。
自从大北公司开了这个不好的先例以后,大东公司和其他列强公司也纷纷开始效仿。一晃数十年过去,大北公司在厦门如法炮制,从香港-上海线接出一条支路旱线。紧接着大东公司也在香港和上海之间设置专线,顺便打算福州也一并捎上,一口气与印度连通。其他各国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一涌而上,无不私接回路,暗上旱线。
熟悉民国的人都知道,“通电”在民国史上出现得极为频繁,深深地渗透到那一段历史的腠理中去,治史者无论如何也是绕不开的——乃至于有人说“不读通电,则民国无史矣”。民国之人对通电的挚爱无以伦比,上台要通电、下野要通电、嘉奖要通电、谴责要通电、讨伐要通电,和谈要通电,甚至大学老师被政府欠了薪水也要通电……

孝感通电是在临时国民政府成立之初,驻兵孝感的段祺瑞联名北洋集团46名高级将领,给清廷发了一个通电要求实行共和政体,威胁要从孝感撤回保定“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此举吓坏了隆裕太后,几天以后被迫宣布宣统退位。

从技术角度来说,通电是指将特定信息经由某一电报机终端发往所有能够接收到该机信号的终端机的过程。一般的电报是点对点,一台拍一台收;通电则是点对面,一层层转发,直到路上所有接入的终端都收到为止,类似于一种广播。说得浅显一点,当年的通电,就像现在春节期间的手机短信群发。

这封电报在近代史上的意义极为重大,盛宣怀以纵跨政商两道的大局观,准确地判断了当前局势最有可能的发展方向,并且正式提出了“联络一气,以保疆土”的政治方案,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东南互保”雏形——台湾学者戴玄之据此认为,盛宣怀应该是“东南互保”的首倡者。特别是中间“今为疆臣计”这一句话,表明了盛宣怀已经不把自己视为大清的臣子,而是以李鸿章的私党自居了。后人评论,这封电报“不但保住了南方半壁江山的安宁和繁荣,而且准确地预测了清末最后十年发展的脉络,它也预告了南方省份将重新主导了这个古老帝国未来近三十年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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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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